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23日
       张默南 目前, 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正处于新旧产业交替和发展势头的关键时期,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发展的新特点越来越明显。数量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快速增长, 尤其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高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重建国家竞争优势。高增长红利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总需求包括三个主要部分: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和净出口。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 2012年以来, 三大传统需求均呈现下降趋势。数据显示, 2012-2014年, 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 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面拉动已持续数年。
       然而, 从根本上来说, “疲软”的实际需求掩盖了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事实上, 这反映了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本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初期,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稀缺资源(如资金、技术)的投入, 以刺激丰富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产出潜力;随着闲置丰富资源的不断调动, 经济产值基础不断扩大。一方面, 资源丰富的市场价格水平随着产值潜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 稀缺资源作为动力源的边际产出效率逐渐降低, 面临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近三年来,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000年至2013年, 全球经济GDP年均增长率为3.68%, 而同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6%, 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三倍。 2014年, 我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但另一方面, “高投入-高消费-低效益”的“老常态”特征也尤为突出。一是“高投入”:以资本投入为例, 我国35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 尤其是2000年以后, 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3年为49.3%, 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水平相比, 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二是“高消费”:虽然我国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 但仍是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三是“低效率”:以边际“资本产出”效率衡量, 从1978年的3.7倍上升到现在5次左右。另一方面, 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一直在下降。我国经济新常态增长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十二五”时期的7.4%左右逐步回落至2016-2012年的平均6.5%左右, 且增速呈缓慢下降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 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 2013年降至接近零的历史低点。美国谘商会治理中心和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通过自己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经济TFP的历史趋势, 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即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1990年后,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大, 我们充分享受到了“开放红利”。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而言, 全要素生产率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4%-8% 的高位。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重大转折点, 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降至接近于零。从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 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解为五个部分:资本投资(非ICT)、ICT资本投资、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这五个部分的增长来源, 发现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自金融危机以来只要中国的增长依赖于资本投资(非ICT), 对增长的贡献就达到5.97%, 是拉动经济的绝对主力。除资本投资外, 其他增长动力明显疲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贡献分别为0.14%和0.10%。我国经济中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要素生产率低VS资产负债率高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急剧放缓的一个显着表现是内部资本形成的变化, 尤其是资本利用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我们用投资产出弹性来衡量投资效率(投资效率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

它代表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的资本存量, 即ICOR=当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 数值越高, 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 1996年至2012年期间, 我国资本增量平均产出率约为3.9。与处于类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现阶段ICOR值明显较高。单位投资带来的单位GDP增幅有所下降, 资金周转大幅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的增长, 但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明显下降, 这必然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和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实体部门偿付能力下降。衰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 使得急需资金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方式与其对接。资金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部门, 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 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同时, 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 财政资源过度倾斜, 继续向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产业错配。由于国企与政府的关系一直不明朗, 即使在实施自筹资金后, 也能享受到政府的无形担保, 这大大推高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但从经济发展潜力来看, 仍有可深度挖掘的增长空间。在传统要素红利的新常态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 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7.1%, 连续三年下降但仍领先于其他国家, 绝对量仍仅为美国的17.1%, 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仍有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从总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来看, 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 约合8016美元, 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英国, 分别超过37, 000美元。在国内, 资本积累仍有空间, 资本存量仍需通过投资增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要素效率革命。摆脱我国经济增长困境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和大力去产能, 着力解决“低效洼地”问题。首先,

在已经出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进一步打破行业和市场的碎片化, 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现象,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 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发挥政府投资在科技创新和研发中的重要作用市场活力, 从而提高社会资本形成和配置的效率。四是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要转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 引导其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 设计以人为本的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 要树立人力资源第一资源的理念, 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的“恶性循环” - 可行能力低 - 收入低。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内容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要素投入方面, 注重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 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转变为促进就业不断扩大的过程, 将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转变为拉动就业持续​​改善的过程。一是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保持和扩大我国产业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重高等教育的不平衡现状, 开展农民工规模化培训和素质提升, 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适应未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

即除了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匹配外, 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的匹配。二是通过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 合理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和养老保障制度安排, 创造新的储蓄来源, 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 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五是全面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营造良好的要素环境。从未来政策重点来看:一是生产服务要素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 以满足国内对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不断增长的需求, 提升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 R经济投资。当前和未来, 环境生态恶化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要高度重视生态资源环境投入。加快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推动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运输、水利和废弃物管理等领域的绿色投资,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低碳、绿色经济转型;推进能源革命, 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 加快大型水电站和太阳能电站建设, 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园区循环改造等循环经济项目。最后,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基础, 全面完善中国产业价值链。
       未来, 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等种种挑战, 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崛起, 推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全面升级。一是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投入, 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环节, 而高端制造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油化工等九大制造业都是如此。这构成了未来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成长空间。因此, 有必要逐步将制造业发展的重心向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在产业发展领域, 创新研发投入强度根据我国的成功经验, 全面实施加速折旧政策, 相当于为企业减税, 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改造的广泛持续投资, 推动设备更新换代, 扩大投资需求。